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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1-05-02 16:45

  过去的一年,菜价有如过山车,高高低低,令人心忧:菜价走高时,市民感慨城市生活压力大;菜价降低时,又影响农民增收。市民的心情在随菜价起伏的时候,很少有人想到,种植这些蔬菜的菜农是怎样的生活状态。

  近日,本报记者走访城郊地区的田间地头,了解到“看天吃饭”的菜农在面对季节更替、天气变化、成本上升时是怎样的力不从心。卖不出去的叶菜只能丢弃在地头,而缺乏科学性的技术指导又让他们不知不觉中陷入了菜品同质化的不良竞争。

  昨日10时,家住广州碧桂园的王杰女士正在地里摘菜,她告诉记者,一般两三元就可以摘回一袋新鲜蔬菜,又便宜又新鲜。“这样的业主有不少呢!不仅是南浦岛上的广州碧桂园、海龙湾、丽江花园,就连洛溪新城海棠居和裕景花园等住别墅的业主也被吸引过来了。”菜农黄海军告诉记者。记者调查发现,这样的现象也出现在白云、增城和花都的近郊菜田里。

  日前,记者在东乡村这片菜地里采访时,汪三英跟爱人刚刚从批发市场回来,这天拉出去的300斤水叶菜中,有160斤又拉回家里了。记者看见,果然菜筐里还有三大筐蔬菜躺在那里,分别是生菜、小白菜、甜麦菜等几个品种。“除了自己吃一点点,大部分都得倒掉。”

  “为什么不把蔬菜多拉到几个市场卖,多一些销路?”汪三英一脸苦笑,“离南浦岛最近的批发市场在大石,但是那里仅仅是一个临时市场,每次进场的时候,每筐蔬菜得交1元的进场费,而每天7点半,不管你卖没卖完,市场管理人员都要赶人走。”已在南浦岛种了10多年菜的黄海军就醒目得多,他把蔬菜拉到海珠区泰沙路的批发市场卖。不过由于禁摩,为了不让交警发现,7点半的时候也必须撤离。

  记者查看了东乡村近30户菜农种植的蔬菜,品种同质化相当严重。“不是我们不想差异化种植,是我们除了种植这些传统的蔬菜外,其他品种不会种了。” 黄海军说,“我们也想搞个大棚种植其他品种,但是没人指点,怕办砸了,所以不敢动。希望有关部门能下到田里,给菜农提供指引。”

  前期投入较大、合同又未到期,这些成为东乡村菜农留下来的主要原因。黄海军说,以前东乡村周边一共有200多户老乡租地,如今只剩不到30户。很多老乡已转移到安徽、湖南租地种菜。黄海军说,在这里种菜十多年,明显感觉到生活成本10年内翻了一番。2000年的失火,番禺的地租才1200~1300元/亩,现在是2200~2500元/亩;肥料也从2000年的80~100元/百斤上涨至如今的160元/百斤。

  “在安徽,地租便宜不说,种地还有补贴。”曾喜根说,听一些去安徽租地的老乡说,那里扶持菜农,当地政府还有补贴发放到具体的种植户手中,而在这里,国家给菜地的补贴是直接发到土地的出租方,而不是土地的承租方。

  种菜没钱赚,加上菜农又无力无法购买各种保险,让他们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特别差。黄海军说,遇到台风、冻害、大雨成灾的时候,就是菜价高企的时候,但是此时也是菜农低产的时候,所以他们这些散户实在很难赚钱。更令人担心的是,一旦这些灾害发生在他们身上,要想翻身就很难。

  去年7月,看见菜价高飞,曾喜根把小孩放在江西老家,两公婆揣着两万元,以每亩租金超过2200元的价格租了东乡村4亩地,租期5年。搭建小屋,整理菜地、施肥种植,没日没夜地干。然而过年之后扳指一算,当初的2万元如今只剩下1.8万元干了半年,剔除两口子吃喝后,连本都没收回。“菜价高时尚且如此,菜价低的时候就更没有盼头了。” 曾喜根甚至有点后悔来卖菜了。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三农与城镇化研究所所长胡靖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农民丰产不丰收的现象持续了多年,蔬菜季节性生产的问题则呈现“供过于求”的假象。由于大部分卖菜的利润集中在流通、储备、批发、物流领域,城市菜价虽然不断上涨,菜农却获益甚微。

  “对比中西方农民的生产方式会发现,除了政府必要的农业补贴以外。关键是让农民参与到流通环节中,让农民从生产型农民向经营型农民转变,比如建立批发市场、冷库、仓库等,让农民的收入来源将从狭隘的生产领域扩大到整个产业链,逐步获得市场定价权”。

  “让蔬菜平均上市,使价格在丰收期和稀缺期能够平稳过渡。” 胡靖说:“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政府可以鼓励扶持农业行业协会发挥其作用,通过行业协会提高农民在价格博弈中讨价还价的能力;政府也可以通过与行业协会、合作社的对话获得菜篮子方面的真实信息,有针对性地制定措施去解决实际问题。”

  在可预见的未来,本地农民将土地出租给外来工,自己从事收益更高的行业已成趋势。保护菜农利益也是保护市民利益。怎样留下这些外来工,服务于市民的“菜篮子”?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来源广州日报)